理解焦虑的大脑（二）

这种模式一直延续到今天。2000年卡根退休后一位合作者卡尔·施瓦茨继续了这项研究。他是哈佛和马萨诸塞州总医院的一名青少年精神病医生，当这些被试18岁、21岁时，他又对其中的一些人进行了测试。

在早期的评估中，已经出现了某些特定的模式。4岁时，高反应性儿童行为抑制的可能性是低反应儿童的4倍。到7岁时，几乎一半的紧张的婴儿出现焦虑症状，害怕雷声、狗，或黑暗、教室，或在操场上极度害羞；而那些更随和的婴儿中只有10%的人会产生此类症状。在高反应性婴儿中，大约五分之一的婴儿在7岁之前的每次测试中都会表现出抑制和恐惧。

“恐惧是一种难以置信的异质结构，”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的儿童精神病医生丹尼尔·平说，“对社会事物的恐惧与对身体事物的恐惧不同。”

平在马里兰大学的两项纵向研究中合作，对受试者分阶段进行了精神病访谈和功能性核磁共振扫描。

大脑的回路可能都参与其中，但不同的恐惧往往会在不同的发展点出现：对小丑、气球或蜘蛛等事物的恐惧在生命早期出现；而害怕社交这样的社会性活动则会在后期出现。

另外，逃避对具体事物的恐惧相对容易，你害怕狗可以绕开它；逃避社交恐惧则相对困难，因为有些社会活动是无法避免的，比如上学。

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们往往能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恐惧。到了青春期，卡根研究对象的焦虑率总体下降，包括高危人群。在15岁的时候，大约三分之二的婴儿期高反应性的人表现得和其他人差不多。

其中一个就是玛丽，现在是哈佛大学的大三学生，21岁，她在婴儿时期就属于高反应组，在1岁和2岁的时候都有适度的恐惧。她并不认为自己很焦虑，只是觉得自己很尽职。

我们之前通电话时，她说：“我不大会不守规矩。我天性如此，所以守规矩不会困扰我。我肯定是那个为了取得好成绩而努力学习的孩子，在我看电视之前，我就把所有的作业都做完了。”

玛丽小时候还是个小有成就的芭蕾舞演员，这给了她一个释放自我的机会，做自己擅长的事情。这种天赋，加上在卡根所说的“仁慈的家庭环境”中长大，可能有助于将玛丽天生的压抑感转变成更具建设性的东西。如果说玛丽现在的高反应性气质很明显的话，那就是认真和自制。

卡根和他的同事们发现，性格焦虑的人通常不会那么容易改变。存在着一种隐秘的焦虑症，一种隐秘的忧虑，它持续困扰着一部分高反应者，不管他们的外在表现如何。他们无法完全超越自己的本性：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他们仍然和小时候一样。

在卡根的研究中，大多数高反应性的孩子在青春期都做得不错，学习很好、参加聚会、交朋友。在表面之下，他们中的许多人仍是神经紧张的人。不过，他们学会了接受。

卡根引用了荣格的术语来描述这一状况，他称之为人格面具（外在导向的人格）和阿尼玛（内在导向的思想和情感）之间的区别。人物角色是可以控制的，但是阿尼玛通常不能。

马里兰大学的内森·福克斯说，当高风险儿童身上阿尼玛爆发时，通常表现为过度警惕和注意力误导。

在1989年开始的两项关于气质的纵向研究中，他对180名4个月大的儿童进行了跟踪研究，并在他们13岁到15岁之间进行了一系列神经心理学测试。其中一项测试称为空间线索任务，它衡量的是警惕性和将注意力从感知到的威胁中分离出来的能力。

它在电脑屏幕上短暂地显示了两张脸，两边各一张（同一张脸一边看起来很危险，另一边看起来很愉快）。这些面孔渐渐消失，屏幕的一边出现了一个箭头，有时在危险面孔的一边，有时在另一边。受试者必须注意箭头并按下按钮以指示箭头是指向上还是指向下。

患有临床焦虑症的成年人，如果箭头和危险的面孔在屏幕的同一侧，则按正确的按钮的速度会更快；反之，则按正确的按钮的速度会更慢(在福克斯的研究中，那些天生就有焦虑倾向的孩子——即使是外表平静、适应良好的孩子——也倾向于像焦虑的成年人一样，无论他们是否有意，他们都会更加关注危险的面孔)。

福克斯给受试者的另一项测试也得出了类似的结果，称为强化惊吓反应。在这项测试中，青少年被放在屏幕前，被告知当屏幕是蓝色时，有可能会有一股气体喷到他们的喉咙——福克斯向我保证，这种感觉令人惊讶，不舒服，但并不痛苦。

当屏幕是绿色时，他们是安全的，不会被喷。然后，为了引起惊吓，实验者播放一个响亮的声音并测量青少年的反应（不自觉的眨眼）。

当蓝屏打开时，所有受试者都会有强烈的惊吓反应，这反映了他们正紧张地期待着不舒服的气体。但是容易焦虑的孩子们在绿屏时也会吓一跳。即使在没有危险时，他们也保持着戒备、焦虑和紧张的状态。

同样，无论受试者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如何，也不管他们在测试过程中的感受如何，这个发现都成立。

福克斯的合作者，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的丹尼尔·平，对其中27名青少年进行了功能性核磁共振扫描。当他们在扫描时，派恩给他们看了一些可怕的面孔。有时他让他们试着测量鼻子有多宽（换句话说，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情感中立的细节上）。其他时候，他让他们想想，看照片中的人时有多害怕。

处于低焦虑风险组的青少年在看脸时，杏仁核的活动没有增加，即使他们被告知要专注于自己的恐惧。但是，那些高危人群在考虑自己的感受时（尽管在考虑鼻子宽度的时候）杏仁核的活动增加了。

这一模式再次出现在焦虑易感的年轻人身上，不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是否有焦虑问题。在高危儿童中，即使是那些在大多数情况下看起来很平静的孩子，他们的杏仁核活动也比其他孩子更活跃。

气质类型不仅表现在功能性核磁共振扫描中，而且表现在结构性核磁共振成像中，后者关注的是大脑解剖结构，而不是大脑活动。

2007年，负责卡根两项纵向研究后续工作的哈佛精神病学家卡尔·施瓦茨对卡根的76名研究对象进行了核磁共振扫描，当时他们18岁(玛丽被要求参加，但她拒绝了）。他发现，与低反应的受试者相比，4个月时高反应的受试者前额叶皮质往往明显增厚。

“这太神奇了，”施瓦茨告诉我，“18年后，他们在婴儿时期表现出的气质似乎仍在大脑中留下指纹。”

他仍在努力弄清这个指纹的确切含义。例如，他还不能判断大脑皮层增厚是导致高反应性气质的原因，还是结果，或者完全是其他原因。

前额叶皮层的一个作用是抑制，抑制来自杏仁核的信号。焦虑症患者的大脑皮层变厚了，是不是因为它们一直忙于安抚过度活跃的杏仁核，并因此建立了新的神经联系？或者说，大脑皮层变厚造成了焦虑的倾向？

五

为了找到问题的答案，施瓦茨从76名被试中筛选出曾被诊断为社交焦虑症的14个人。剩下的62人，社会功能良好，至少从未遭受过社交焦虑的困扰。

施瓦茨检查了他们的大脑图像，高反应组和低反应组大脑皮质增厚的差异依然存在，而且变得更加明显。对此的一种解释可能是，较厚的皮层对焦虑易感的人有保护作用。

他推测，这14名出现问题的被试之所以社交焦虑，部分原因是他们的大脑皮层较薄，而那些没有社交焦虑的高反应被试的大脑皮层更厚。

那么，这些焦虑的年轻人对他们的精神状态有什么看法呢？

记住，焦虑可以表现在三个层面：大脑、行为和主观体验。

那些大脑在核磁共振扫描中看起来很焦虑的人真的有焦虑的感觉吗？

因人们无法准确地报告自己的感受，科学家们解决此问题的努力受到了阻碍。派恩告诉我，他的受试者经常在事后承认，他们在实验过程中比当时说得更害怕——这让他不确定要得出什么结论。

卡根认为，高反应性气质的特点是对自己身体的信号过于敏感。由此，你可能会认为容易焦虑的孩子会对自己的大脑有所了解。然而，即使在高危人群中，客观的大脑状态和焦虑的主观体验也并不总是匹配。

因此很难说高反应的人是否意识到，他们的大脑比其他大多数人的大脑结构更致密。

施瓦茨说：“人们对自己的感受所说的话意义重大，但这并不是全部。有些孩子可能对自己的大脑状态有主观意识；另一些杏仁核信号同样活跃的人可能对此知之甚少，这取决于他们的社会适应方式，以及他们所处的养育和支持的环境。”

人们甚至可能“重新定义”了某些身体上的感觉，这些感觉本来被认为是焦虑的症状，但现在却可能被认为是 “不明的激动和兴奋” ，比如情绪高涨或脉搏加快。

发展心理学家罗伯特·普洛明说，像派恩和施瓦茨这样的研究可能实际上揭示的根本不是焦虑的大脑，而是一种实验性的人工制品。普洛明在伦敦国王学院开展了一项针对基因和行为的纵向双生子研究，他同意焦虑确实有神经指纹，但他担心实验室里研究的焦虑和作为日常经验的焦虑之间的脱节。

他说：“假设在现实生活中，你学会了控制自己的脾气，这样你就不会歇斯底里。比如，你学会了深呼吸，学会了让自己社会功能保持正常的技巧。但实验室不是你平常所处的社交场合。”

“当一个残酷的画面‘砰’的一下突然出现在你面前，如果你的反应比一个更乐观的人的反应快几毫秒意味着什么呢？”普洛明问道，“这能告诉你当你在现实世界中面对一个令人不安的情况时大脑会做出什么反应吗？”

为了让实验室里的焦虑情绪更真实，平和他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的同事埃里克·尼尔森和阿曼达·盖耶，精心设计了一个实验，让躺在功能性核磁共振扫描仪中的青少年相信他们正在上网。他们设置了一个虚假的网络聊天室，并为研究对象创建了一组潜在的聊天伙伴（拥有笑脸头像的虚构的青少年，还有虚构的MySpace页面）。

实验的设计是，其他虚构的孩子最终会告诉扫描仪中的受试者他们是否愿意和他们聊天。然后，当受试者静静地躺着等待决定时，进行扫描。

在目前已经完成的少量实验性研究中，这被证明是对社交焦虑青少年在情感上的重大挑战。

当焦虑的年轻人在等待一个他们想回避的虚构的年轻人的消息时，杏仁核和前额叶皮层表现出更多的反应。派恩对福克斯的40名纵向研究对象进行了同样的实验，目前正在分析结果。

尽管如此，追踪焦虑的大脑，即使是用更现实的实验装置，也只是让受试者躺在核磁共振扫描仪里，这不仅是人为的，而且是有压力的。所以普洛明的观点很有趣。

尽管脑部扫描和其他实验室发现可能反映出焦虑在大脑中持续的、更深层次的表现。但是，如果你已经学会控制自己的行为，安排自己的生活，这样你就可以限制触发因素，应对自己的情绪波动，那么这样的实验又有多重要呢？

大脑-行为-体验三位一体的链条中，行为似乎是最容易被干预的，科学家们现在正在研究三分之二的高反应性气质的人是如何避免陷入麻烦的。

毫无疑问，许多环境因素起了作用，其中有些是可塑性的，有些则不是。例如，在卡根的第一项研究中，他发现出生顺序与气质似乎是相关的。

行为受抑制的孩子中三分之二有哥哥或者姐姐；与之相较，行为不受抑制的孩子中只有三分之一有哥哥或者姐姐。

他和他的合著者想知道，有哥哥姐姐是否意味着被嘲笑和受排挤，这会成为慢性压力的来源，进而放大抑制的生物学倾向？

卡根从未重复这一发现，尽管这一发现很有趣，但它显示出要找出哪些环境因素是相关的，哪些是偶然的，是多么困难。福克斯同时指出，那些在小时候就去日托所的高反应性婴儿在4岁时明显没有那些呆在家里陪母亲的高反应性婴儿那么害怕。

那些尝试搞清楚什么教育方式对焦虑易感气质的孩子最有效的努力，所得到的结果和所导致的疑问一样多。

对于一个害怕、情绪激动的孩子，哪一种父母更好呢？是一个溺爱孩子并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父母，还是一个对孩子的紧张不安有严格限制的父母？

答案是两种都存在有益的方面。一方面，保护孩子不受那些让他们担心的事情的影响可能是件好事。另一方面，敦促他们，甚至强迫他们，去面对他们害怕的事情也许更好。

卡根和福克斯实验室的科学家都系统地研究了这个问题，他们得出了两个有些不同的结果。这两项研究都涉及一系列的家访和数小时的母婴互动录像。但是，卡根的研究生多琳·阿库斯在20世纪90年代初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似乎对高反应性婴儿最好的是那些设定了严格限制的母亲，她们不会急于安慰哭泣的孩子。

而福克斯的博士后研究员阿米·阿什利·哈恩在十年后发现的另一种情况则稍有不同：最适合情绪激动的婴儿的是敏感的母亲，她们以自己的方式对待害怕的孩子，并以一种接受和支持的方式与他们互动，而不是打扰他们。

当然，有时候，坚定和冷酷之间有一条分界线，支持和干涉之间也有一条分界线。这使得把阿库斯和哈恩的研究成果转化为焦虑易感儿童养育指导变得尤为困难。

无论如何，最好的结果就是抚养一个学会独自与恶魔搏斗的孩子。有些孩子自己找到了有效的应对方法。

“多年来，内心的挣扎一直困扰着我，直到我能够放手让自己平静下来，”一位高反应性被试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例如，当我在华盛顿第一次听说炭疽病时，我开始感到胃部不适。我意识到我只是因为焦虑而感到恶心。一意识到这一点，胃痛就消失了。因为我现在明白了自己的焦虑倾向，我可以说服自己摆脱简单的恐惧。”这段话所揭示的智慧似乎超过了他13岁的年龄。有很多成年人，不管焦虑与否，都不能像这个男孩那样控制自己内心的独白。

对于那些需要帮助克服恐惧的孩子们，一些心理学家尝试尽早进行干预，通过一些项目，给焦虑的孩子们提供工具，让他们平静头脑中的恐惧想法。孩子们经常被教导与焦虑的成年人相同的技能，这是认知行为疗法的一种变体，旨在阻止无休止的反复的焦虑思想，取而代之的是聪明、理性的内心声音。在某种程度上，它教会焦虑的人去做非焦虑的人自然会做的事情。

威廉姆斯学院的恩格尔正在写一本关于气质的书，名叫《红旗与红鲱鱼》。他说：“我有一个朋友是临床心理学家，我们经常谈论这个问题——人们如何能让自己不那么焦虑。”

恩格尔说，她天性非常焦虑，她三个儿子中的老大也是如此。我们应对焦虑的方式是，凡事我们都尽量提前完成，迫在眉睫的最后期限会让我们焦虑，让我们无法忍受。她说：“我们非常担心做事延误，所以提前了五天就这样做了。”

我们还做一些其他事情来缓解焦虑。比如，喝酒，或者拖延症发作，假装没有期限。我想我们都很幸运，这些方法对我都适用。

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白板：现代对人性的否定》一书的作者史蒂文·平克说，这种适应可能与智力有关。他认为，基于纯粹的猜测，高智商的人更善于克服焦虑的气质，更容易“把自己的焦虑看作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尽量减少不必要的焦虑，同时仍然有足够的焦虑去完成事情。”

至少有一项研究支持平克的印象。2004年，两位英国科学家在一篇题为“担忧者能否成为赢家”的文章中，对一组金融服务经理进行了个性问卷调查，结果发现，那些自称在焦虑特质上得分很高的人，他们的工作可能更出色，但前提是他们的担忧伴随着高认知能力。

福克斯说，那些学会适应的高反应性者和那些不经常适应的人的区别，归结起来很简单，比如找到一两个支持他们的朋友——或者，像玛丽和她的芭蕾舞团一样，找到一些他们擅长的、能让他们感到自信的东西。

但是，适应焦虑和不适应焦虑的人之间也可能存在一些生理差异。例如，第19个婴儿在成长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问题。一岁的时候，她是卡根研究中最害怕的孩子之一，她在中学时有过一次抑郁症发作，十几岁时被诊断为社交焦虑症。虽然这些可能与许多环境因素中的任何一个有关，包括家庭破裂，但也可能与她18岁时脑部扫描时发现的一个奇怪现象有关。

施瓦茨说，在核磁共振扫描仪中，让她看一系列陌生的面孔，她的杏仁核反应强烈——大约是典型低反应者的3倍。这是施瓦茨对一个有气质和精神病史的人的期望。不过，更令人惊讶的是，核磁共振结构扫描发现她的前额叶皮层相对比较薄，和之前研究发现相悖。

施瓦茨告诉我：“这是与情绪调节有关的大脑区域。就她的情况而言，是否是因为她薄薄的皮层无法调节杏仁核的过度活动，导致她比皮质较厚的人遇到更多的问题？”他说：“就个人而言，下结论总是有点危险。”

事实上，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可能影响结果的一个因素是，这两个区域（杏仁核和皮层）是否同时活跃。“也许一个反应强烈、杏仁核神经质的人可以设法避免焦虑的行为和主观体验，因为一个强大的皮层可以让过度活跃的大脑安静下来。但她的情况却不同，紧张的杏仁核可能会伴随着一个不能够产生抑制反应的皮层。当发生这样的情况时，”施瓦茨说， “结果是你有更多的麻烦。”

六

从神经学的角度来看，焦虑带来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为什么一个导致如此多精神痛苦的特质会首先进化。

对于整个物种来说，最有可能的优势是拥有一些群体成员，他们是高度敏感的，他们把一切都视为威胁，随时准备发出警报并采取行动。不过，对个体而言，被抑制意味着交配机会减少，更不用说心理负担，大脑总是处于高度警觉状态会让你疲惫不堪。

在现代社会，焦虑气质确实提供了某些好处：谨慎、内省、独立工作的能力。这些可以是适应性素质。卡根观察到，他的样本中的高反应性者往往能够避免社会不良因素的危害。他说，因为他们比那些狂野的同龄人更加克制，高反应性的孩子不太可能尝试毒品、怀孕或鲁莽驾驶。

只要不表现为临床疾病，具有高反应性气质的人一般都认真，凡事做好准备，未雨绸缪。

焦虑的人可能是最投入的工作者和最细心的朋友。担心迟到的人会计划早点去。急于做公开演讲的人会更加努力地为演讲做准备。考试焦虑能导致更好的学习；对旅行的恐惧会导致仔细绘制旅行路线图。

卡根告诉我，他在哈佛工作的40年里，他雇用了至少200名研究助理，“我总是寻找反应性很强的人。他们是强迫性的，他们不会犯错，他们在编码数据时很小心。”他说，他敢肯定，当美国把人送上太空时，坚强勇敢的宇航员在婴儿时期就是低反应者，而工作严谨细致认真的任务控制人员则是高反应者。

焦虑的气质也可能起到更崇高的作用。“我们的文化有一种错觉，即焦虑是有毒的。但是，如果没有那些喜欢独处的内向的人，我们又能从哪里得到那些让社会繁荣的作家、艺术家、科学家和计算机程序员呢？”卡根喜欢指出，“T.S.艾略特患有焦虑症，他的传记表明他是一个典型的高反应性婴儿。”卡根说：“‘我要在一把尘土中向你展示恐惧’——他写这句话的时候不可能不感到紧张和不安。”

当然，这些都是概括性的，很容易找到例外。但例外意味着，实际上，神经学和行为学之间的联系是复杂的。很可能有数百种不同的气质，这些研究只调查了两种最稳定、最易测量的人。如果说一个高反应性的婴儿会变成一个行为受抑制的孩子，而这个孩子会变成一个焦虑的成年人，那么所有关于气质的科学研究也不比算卦好到哪里去。

焦虑气质的预测能力，基本上只在一个方向上起作用：不是预测这些孩子会变成什么样，而是预测他们不会变成什么样。在对焦虑症的纵向研究中，你可以自信地说，高反应性的婴儿长大后不会变得朝气蓬勃、外向、活泼或大胆。同样的，西尔维娅·普拉斯（美国女诗人，死于自杀）几乎肯定不会成长为比尔·克林顿，但她可以成长为焦虑和有自杀倾向的人，或者仅仅是一个诗人。气质固然重要，但生活会介入其中。

至于第19个孩子，她的气质没有反转，而且很可能永远也不会反转。卡根告诉我，她在上大学，成绩很好。但她的气质仍然体现在她的个性中。卡根说，这个孩子“沉默”而“忧郁”，她仍然是，也许永远是，一个忧虑的人。河南领先心理咨询尊重原创，旨在分享，文章属于原作者，根据网络资料整理如涉及版权，请及时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