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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咨询师陈玲先博士推荐读物：福克斯理论中
更新于 2021-06-10 | 浏览次数 0
福克斯关于社会潜意识的观点
在第一篇关于团体分析的论文中（与E.刘易斯合著，发表于1944年），福克斯和刘易斯列出了由团体情境本身松散的和刺激性的效应带来的四种团体特异性治疗因素（Foulkes & Lewis，1944，in Foulkes，1964；cf. Foulkes，1983（1948）；Foulkes & Anthony，1957）：社会融合与从孤立中解脱、镜像反应、集体潜意识的激活，以及人际交流。
对于福克斯和刘易斯来说，“似乎是集体潜意识起着‘冷凝器’的作用”（Foulkes & Lewis，1944，in Foulkes，1964）。显然，“集体潜意识”的概念带有荣格学派的色彩（别忘了，刘易斯是一位在荣格艺术治疗团体工作的荣格学派分析师）。在《团体分析性心理治疗导论》一书中，福克斯（1948）对上述四种团体特异性因素进行了补充，增加了第五种和第六种因素，将团体的功能描述为“论坛”和“支持”，并且再次引出在团体中充当“冷凝器”的“集体潜意识”。
在团体的潜意识幻想中，治疗师被放在核心领导者的位置上，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团体期待着从他身上获得神奇的帮助。事实上他可以说是个父亲般的角色，而且太容易从父亲或者母亲的角度解释自己的位置，将团体看成一个家庭。在我看来，并非如此。尽管家庭移情反应的确会不时地出现在团体成员和领导者之间，但是作为整体的团体结构却绝非按照家庭模式来塑造的。的确，家庭是一个团体，但团体并非家庭。（1984（1964））
福克斯首次将“社会潜意识”作为团体分析概念明确提出是在其《团体治疗》一书中（Foulkes，1950）。他写道：
……团体分析情境，虽然深入处理的是弗洛伊德意义上的潜意识，但带入了个体同样未能意识到的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和视角。而且，个体就像被自己的本我一样被这些巨大的力量所强迫，并潜意识地对他们的认知做出防御，只是采取了不同的方式而已。我们可称之为“社会或人际潜意识”。
在《团体心理治疗：精神分析方法》中（Foulkes & Anthony，1957），福克斯进一步论述了以上观点。他解释说，“社会潜意识”包含“这样一种社会关系，这种关系通常没有显露出来，甚或根本就没有被意识到”（1984（1957））。他再次强调了“团体情境的优势”，以及“它提供的探索‘社会潜意识’的良机”。在团体中，“每一个体”的情感和反应会反映出团体其他成员，以及作为整体的团体对个体施加的影响，即使他自己完全没有意识到。因而，正是在团体设置中，以及通过这样的团体设置，潜意识的社会关系才变得“特别易于精确地探索”，其结果有时甚至“令人惊讶”。至于临床实践中，福克斯认为“社会潜意识”的“翻译”原则与弗洛伊德对“被压抑的潜意识”的翻译原则是一样的。
福克斯在其发表的著作中最后一次提到社会潜意识是在《大团体的问题》一文中。在这篇文章中，他讨论了此概念与心理过程的关系，且再次提出社会潜意识不应被看成是精神内部的，而“本质上是多个体的”（1990（1975））。他重申了他关于社会潜意识的早期观点，强调了“翻译”的团体分析性理解原则，该原则适用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中被压抑的潜意识，同样适用于对社会潜意识的理解。
福克斯的著作中社会潜意识概念的不同背景
福克斯是在各种不同的背景下谈及社会潜意识的，所有这些均有助于更好地阐述这个概念的完整含义。在其一开始关于团体分析的交流中（1946年4月，英国精神分析协会），他煞费苦心地解释说，在团体分析中，“分析”这一限定词不单指精神分析，还至少反映了三种不同的影响力量，这三种影响力量现今都很活跃（1990（1946））。关于第一种，福克斯提到了库尔特·戈尔茨坦（Kurt Goldstein）和阿德马尔·盖尔布（Adhémar Gelb）发展的“心理分析”；第二种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第三种为“社会分析”。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在福克斯看来，社会潜意识的概念同样反映了以上三种影响。后面，我还会谈到一件有趣的事，即福克斯并没有将文化人类学的影响列入其中。
反对局部化：神经生物学背景
虽然社会潜意识这一概念带有弗洛伊德学派核心的色彩，然而“个体”和“社会的他者”之间潜意识关系的提法却是福克斯于1928～1930年在维也纳接受精神分析训练之前提出的，可追溯到其早年作为精神科医生的定型阶段，亦即1924～1926年，那时他在库尔特·戈尔茨坦位于法兰克福的神经科诊所工作。在围绕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之后的脑外伤病人展开的临床工作的基础上，戈尔茨坦质疑了经典神经理论提出的大脑“局部”损伤的假说（Gelb & Goldstein，1918）。相反，他认为神经系统，不管是在正常状态，还是在病理状态下，总是以整体的方式做出反应。因此，他觉得脑部疾病不能仅定位为局部的损伤，而应从神经系统整体功能障碍的角度去考虑。在仔细阅读过戈尔茨坦（1934）的书《有机体》（The Organism）之后，福克斯（1936）详细描述了戈尔茨坦的神经生物学发现以及这些发现在认识论上的意义。他重申了戈尔茨坦关于神经系统总是作为整体去反应的观点，并且认为这种反应是由戈尔茨坦所说的“整体情境”来决定的（Nitzgen，2007，2008，2010）。他强调了戈尔茨坦的方法论原则，即“不考虑整个有机体以及整体情境，很难有什么新的发现”（Foulkes，1990（1936））。福克斯进一步拓展了这些神经生物学发现的视野，将其从神经系统推广到有机体，以及作为整体的个体上，并最终将整个社会视为一张“网络”，有点儿像埃利亚斯（1939）所描述的那样。
于是，到了1948年，他的兴趣从神经生物学转移到了社会网络上。得益于他早期在埃克塞特的团体分析试验，以及在诺斯菲尔德对英国战时精神病学进行研究的经历，福克斯终于能够将戈尔茨坦最初的发现推广到社会领域，并将其应用到社会心理学现象中。福克斯《团体分析性心理治疗导论》（1948）一书的主题是“整体情境中作为整体的个体”。在此书中，他解释说，个体内部心理中发生的一切取决于它的“整体情境”，也就是它周围的社会网络。这种观点对于精神障碍的本质和起源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视角。正如福克斯所见，精神障碍不再局限于个体的精神内部，而是被置于整体的互动场景，即团体矩阵（group matrix）中。带着这种观点，他再次抨击了早先戈尔茨坦已经批判过的、有关“局部”脑功能的观点。由此，他最终得出了关于精神障碍的一种“普遍性的构想”：
所有这些都促使我们得出这样一种普遍性的构想，即我们面前体现在某个特定的病人身上的障碍，实际上是整体互动场景中平衡紊乱的一种表达，其中涉及众多不同的参与者。（Foulkes & Anthony，1984（1957））
不难看出，在整体情境中理解作为整体的个体，预示着后来社会潜意识概念的出现。在这两者中，个体都被视为是由某一特定情境下意识和潜意识层面的社会关系“决定”的。对福克斯来说，这样一种整体或系统的角度意味着对精神分析情境本身的观点发生了变化。因此，他坚持说我们必须：
在理解和评估包含所有“潜意识”成分的分析情境时，将之视为由病人的整体生活情境所决定，而非相反，仅仅将“生活”和“现实”看成其“潜意识幻想”的投射、屏幕以及反射镜，尽管它们确实也能起到类似的作用。（Foulkes，1948）
这与英国克莱茵学派以先天的潜意识幻想为核心的观点是截然相反的。相比之下，福克斯强调特定团体分析导向的基本原则是团体分析师“应依照整体情境和其背景来指导自己”（1990（1968a））。河南领先心理咨询整理自网络，旨在分享。河南领先心理咨询整理自网络，旨在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