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我试图自杀 | 20年后，我成了治疗师

（一）

20年前，我租住在一间狭窄的米色公寓里，老旧的橡木地板破损不堪。我一遍又一遍的擦着那些污垢，但徒劳无用。

那时，我正在德克萨斯大学读研究生，想要成为一名心理治疗师。

在那之前，我从事自杀热线的志愿者已经很久了。

我的咨询技术或许帮助了很多人，但却没能帮到我自己。

抑郁症一直纠缠着我，伴随着它的，还有无穷尽的焦虑，深思和失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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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是专注于一些细微的瑕疵，就像我公寓地板上的污垢。我刚搬进去，房东承诺要做地板专业清洁，一直没兑现。

我对此大发雷霆，但又恨自己为什么当初没有跟她签订纸质协议。进而，我又开始讨厌自己，为什么对于这个脏的地板这么耿耿于怀。

我夜复一夜地失眠，好不容易睡着了，又在数小时后醒来。

沉浸于如此强烈的自我厌恶感之中而无法再忍受我的生活。

我注视着地板，一股强烈的自我厌恶吞噬了我。

我感到惶恐，怎么会有人喜欢像我这样的人呢？

（二）

我的抑郁症就像是一个黑暗的存在，自12岁后频繁就发作。

在我26岁那年，我开始服用抗抑郁药，这曾给到我巨大的帮助。但之后我开始掉头发——一种不常见的副作用，因此我停止了服药。

我的新治疗师是一位精神科医生，希望我尝试一种新的抗抑郁药，但我已经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认为没什么能够帮助到我的。

即便有，我也不配拥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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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知道这一切。

在外面，我表现的很正常，我古怪的幽默感常常逗得别人发笑。我在心理咨询和精神病理学上表现出色。我的好奇心和敏感度推动着我对人的心灵，大脑以及如何帮助别人进行尽可能多的了解，尽管我始终没法帮助自己。

我就这样过了好几个月，白天的时候充满活力且热爱社交，但到了晚上大脑中就充斥着孤独又悲惨的想法。

终于有一天晚上，我忍无可忍了。我知道这种痛苦的感受是无穷尽的。

对我而言，似乎只有一种方法可以彻底终结它。

我呆在我的公寓里，写了一封信给我的父母。我为自己给他们的生活所带来的伤痛道歉，并向他们保证他们没有了我一定会过的更好。

我很肯定这数个月的撕心裂肺的伤痛，要远远好过我继续存在会给他们带来的数十年的痛苦，不确定和恐惧。

然后我用粗马克笔写了另一张纸条“请不要进我的房间。直接拨打911吧，我很抱歉！”

因为房间没有门，我在门廊上缠上包装胶带，并将纸条粘贴在眼睛可以看见的地方。

这样当我2个有我房间钥匙的朋友过来找我时，就会看到它。

（三）

现在我写这篇文章，已经是20年之后了，在丹佛大学的办公室里。

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生院终身副教授，我教授心理治疗及精神健康评估的课程，我还拥有一家心理治疗机构。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专注于自杀风险评估及干预，所以我常常被称为“临床自杀研究专家”。

我创建的网站SpeakingOfSuicide.com，在最近三年访客量已经达到150万。

我对自杀预防如此有热情是因为我知道，不管是从我的个人经历还是其他人的，生活是变得有多么灰暗才会让人相信光亮永不会再来。

但我的热情也激怒了一些访客。他们通过评论留言及邮件的方式指责我根本无法理解自杀者的想法。

一个读者写道：“是，你是读过精神疾病的书。你有一个不错的学位。但如果你从未抑郁、没有试图自杀，你就完全没有资格来写这种文章。”

我一直把我的自杀经历对外人保密。

我承认我感到羞耻，对我自己患有跟我的来访者一样的精神问题，感到非常羞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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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一些知名度较高的精神健康专家，例如心理学家Kay Redfield Jamison和 Marsha Linehan，都说出了他们自己身患精神疾病及自杀的经历。

越来越多从自杀尝试中幸存的人，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故事。

我曾经因为太过害怕，而不敢参与这些对话。但我的沉默，是在跟污名化同谋这一点也让我感到自己的伪善。

其他人的开放态度也鼓舞了我。我仍旧感到害怕，但或许，了解到许多看似坐在幸福的高椅上的教授，其实是跟他们坐在一起这一点，是可以安慰那些身患精神疾病的人的。

在奥斯汀的那一晚，我曾坚信自己不会好了。尽管我并不清楚为什么，但我深信我的痛苦是自作自受。

在我贴上写给朋友的纸条后，我把给父母的信放在梳妆台上，旁边还放着我的银行卡以及一些亲密朋友的联系方式，这样我的父母就可以通知他们来参加我的葬礼。然后我开始执行一个我以为会让我平静的死去的自杀方法。

但我的身体开始反击。我的自杀方法中包括窒息。当空气减少时，我的肺开始喧嚷它的需要。我的胸部剧烈浮动想要获得氧气。我本能的大口的攫取空气直到一点都不剩。很快，我的双手开始刺痛，我眼前一片空白。近乎疯狂的，我尽可能快的移动着，最终放弃了这次自杀。然后我开始大口的喘气，一遍又一遍，似乎是在对我饱受摧残的肺部道歉。

一些自杀研究专家，在解释为什么近乎九成的自杀幸存者不会再选择自杀时，说道自杀状态其实是一种解离状态。根据这个理论，自杀尝试硬生生的将这个人带回到他们的身体本身，将个体跟其生存的根本必要性重新联结在一起。

对我而言就是这样。在我没有办法呼吸的那些瞬间，我才意识到我并不想要终结我的生命。我想要终结痛苦，困扰和那些扰动的思绪。而我其实可以在活着的同时想办法来达到这一点。

第二天早上，我将给朋友的纸条取下，打电话给我的治疗师，然后开始服用另一种抗抑郁药。

 我开始我漫长的征程，从自杀者到自杀研究专家，不仅是一个身患精神疾病的患者，也是一个精神健康专家，同时伴随着这两种身份带给我的所有矛盾，恐惧，希望以及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