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最容易得抑郁症？

2014年5月，我写了一组8篇“科普抑郁症”系列文章，今日重读，发现并未过时。恰逢这些天公众渴求抑郁症相关知识，而本公号很多读者没有看过这个系列，干脆重登一次吧。

今天发的是系列之三文章分析了抑郁症的致病原因，包括遗传、性格、环境、突发创伤事件等，从而表明：穷人是抑郁症最大群体，抑郁症面前人人平等，并无高低贵贱之别。

患病之前，我的抑郁症知识，多来自媒体报道。三毛、张国荣、张纯如、崔永元……这一长串名单，让我想当然地认为，抑郁症是一个比较“高级”的病。精英，至少是文化人，才容易得这个病。

这个误解，在我第一次去到安定医院看病时，就被打破了。

在安定医院人头攒动的候诊大厅，我看到了一张张有着中国各地特征的愁苦不堪的脸。他们显然是舟车劳顿，辗转来到这里；东张西望，局促不安，一脸的惶惑和惊惧。他们经常长时间枯坐，如泥雕木塑。看着他们，我脑海里掠过王小波的一句话——“沉默的大多数”。

是的，在中国，即使在抑郁症人群中，也有沉默的大多数——中国抑郁症的最大人群，是穷人，在农村。

一、穷人是抑郁症最大群体

任何阶层成员都可能得抑郁症，贫困阶层受苦更甚。只因这个阶层活在在聚光灯之外，他们的痛苦不为人所知。

研究已经证明，贫困是抑郁症的一大诱因。贫困使人抑郁，抑郁愈使人贫困，二者交互作用，导致精神障碍与孤立。贫困和抑郁，是一对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

抑郁症最早可以追溯到人类的童年时期。当我们的祖先从狩猎文明向农耕文明演进时，一部分不适应这种变化、不能掌握农耕技术的猎人，成为抑郁症最早的受难者。

由此我大胆猜测：在社会大变迁面前，不能与时俱进，被时代抛弃的人，因其焦虑、惶恐、绝望，可能成为抑郁症的俘虏——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近十几年来，中国国企下岗人员和农村留守人员，成为抑郁症高发群体。

另一个旁证是：接受社会救济的人群中，抑郁症比例是总人口患病率的三倍。

中国高校的贫困生一直是敏感话题。贫困生进入城市，如果得不到物质和精神上的帮助，其心理疾病的发病概率极高。目前我国高校中，贫困生约占总在校生的15%―20%，其中有心理问题的占65%。

在美国，很多穷人亦受抑郁症之苦。一项调查表明，美国85%－95%的严重心理疾病患者是失业者。

贫困群体的抑郁症识别率低，是雪上加霜。一般来说，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相对优裕快乐，他们得了忧郁症，异乎寻常的痛苦相对容易被察觉；而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穷人，日子本来就困顿艰难，抑郁症状会被掩盖。他自己也搞不清，他的痛苦到底是抑郁症，还是来自生活本身。很多穷人得了抑郁症，始终都不自知，也不为人所知。

所以，反贫困和抗抑郁相辅相成。对抗抑郁，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帮助穷人摆脱贫困，提升改变命运的能力。

二、遗传基因与抑郁相关

在知识阶层中，抑郁症患者也有职业之别。

演员、公务员、媒体人、警察、教师比较容易得抑郁症——这是安定医院主任医师姜涛23年行医生涯的观察。

他对我具体阐述：“这几个行业收入差距大。公务员，有守法的和不守法的；记者有敲诈和不敲诈的；警察有好警察和坏警察……收入差距非常大，他们就容易不平衡，焦虑，压力大。”

姜涛所说完全是个人经验描述，未能验证。不过他揭示了一个现象：内心的激烈冲突和抑郁症相关。

接下来就可以讨论：就个体而言，哪些因素容易导致抑郁症？

首先是生物学因素。抑郁症一般被分为内源性和外源性两大类，内源性抑郁症往往由躯体内部因素引起，带有明显的生物学特点。这个“内部因素”其实就是基因，往往通过遗传获得，它是造成大脑中三种神经递质（5-HT、去甲肾上腺素、多巴胺）失衡的根源。

在现实生活中，经常可以观察到，一个抑郁症患者的直系或旁系家属中，还有其他精神疾病患者。这说明这个家族遗传倾向明显。上海精神科医生颜文伟认为，在全世界人口中，大约有5%－10%的人有这种遗传基因，容易得抑郁症。

姜涛也认为遗传因素对于抑郁症致病有重要作用。他给我一个数据：抑郁症的遗传度达到80%。所谓“遗传度”，是指如果你携带致病基因，那么发病的可能性达到80%。

不过，到目前为止，人类对于遗传因素和抑郁症的内在关联，还不能给出科学的解释。即使再先进的仪器，也无法观测到大脑内部化学变化的过程。

对生物学因素之说，心理学界反对声音甚多。他们认为抑郁症主要是心理疾病。曾有一位心理医生接受我采访时，义愤填膺地表示：西医强调生物学因素，是“想把患者都拉到医院去”。这是对抑郁症患者的伤害，会让他认为是自己的“种”不好，失去对治愈的信心。

三、人性的“内在惩罚者”

遗传因素说尚未得到科学验证，性格因素则可以认定占有比较重要的作用。

不同的人有各式样各样的性格特点。相对来说，简单、敏感、自尊、固执、要强、好胜、求全，习惯于克己、内疚、自责、自省、自罪的人，容易得抑郁症。

为什么？尚无科学解释。我个人的观察是，以上性格都易于使情绪处于紧张状态；而情绪是从心理通往生理的桥梁，长此以往，紧张的情绪就破坏了大脑分泌神经递质的功能，抑郁症的种子由此埋下。

心理学认为，自责、自罪最容易破坏人的心理结构，它构成一种内在惩罚机制，对自身进行谴责和制裁。抑郁症患者的压抑、自卑、自我评价降低、活力下降，多来源于此。

我也曾认真追溯过自己患病的原因。我最后的结论是，也许和我童年和少年时代所处的环境有关。在我出生前，我父亲就因为是右派，被发配到苏北某地农村劳动。他在外受到迫害和欺辱，回到家里就没有好声气。因天性敏感，我从小就对严酷的生存环境有着超越年龄的感受，学会了理性、忍耐和克制，以及用约束自我的方式来抵抗外在的侵略。可是，内在的反叛性，又刺激愤怒的情绪在我内心悄然滋长。少年时代，我其实是在以一种“边缘不合作”的态度，面对异己的世界。

考上大学后，很多年来，我一直在用巨大的努力，来克服自小形成的与现实的紧张关系，寻找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和解方式。我曾自以为成功了，岂知童年和少年时代的阴影，会成为潜意识中的条件情绪性反应，植根于人性深处。

再就是环境压力因素。比如工作压力、生活压力、人际关系压力等等，它们也应该是以情绪为桥梁，殊途同归，作用于神经递质。

不过，我从来认为，仅仅单方面的压力不足以导致抑郁症。如前所说，抑郁症患者多半能够自省和克制，乃至自我牺牲。如果压力只来自一方，他们还能通过委曲求全来化解；但是，如果多个不同方向的压力蜂拥而至，并且这些压力彼此交错排斥，即使委曲亦不能求全，抑郁症就会在这时登堂入室。

前两天，一位网友来找我，倾诉她的妈妈患病的经历。她说，她的妈妈性格单纯、开朗，生活幸福，工作顺利，找不到任何患病的理由。只有一个意外事件：去年，外公外婆从她的舅舅家转到她家生活；而两个老人，又属于性格自私怪癖、要求又多又高、根本不会为他人考虑的一类人。于是，家里安静有序的生活被打乱了。在她看来，她的妈妈是因为不能应付自己父母的压力，精神崩溃，得了抑郁症。

从这个女孩滔滔不绝的叙述中，我听出了她以及她的父亲，对外公和外婆的反感。对于她把病因单方面归于两位老人，我犹豫了一下，决定坦白地说出我的看法。

我说，即使两位老人真的自私、挑剔、无理、贪图享受，也未必能压垮她的妈妈，毕竟他们是父女、母女情分。问题是你妈妈会不会受到更多的不同方向的压力？比如，你的舅舅是不是压力？你妈妈多年未尽赡养责任，现在外公外婆不满意，她如何面对自己的弟弟？你和你爸爸的抱怨，会不会也是你妈妈的压力源？三方面都是她的亲人，她怎么办？这三方面压力交错、对立，她只能忍耐、自我牺牲；而如果委曲亦不能求全，她内心的焦虑、自责、自罪、无奈等情绪，就可能汇集在一起，成为冲垮她精神堤坝的洪流。

“如果你爱你妈妈，你就先停止对外公外婆的抱怨，把你们这一方的压力撤掉。”我说。

最后一个因素，是创伤性突发事件。比如失学、失业、失恋、亲人去世、炒股失败，等等。不过，突发事件只是刺激因素，不是真正的病因。抑郁症植根于你的人性深处，即使没有这个创伤事件，也还会有别的事件，差别只在于爆发的时机不同。当然，如果运气好，拖个十年、八年，自行消失，也未可知。

综上，抑郁症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不只是简单的心理疾病，它的根源是某种错误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导致了内心的分裂和背叛，你要战胜它，惟有用另外一种方式把它矫正过来。

找到病因，对于治疗抑郁症具有参考价值。不过，也不必过于纠结病因、追查病因，否则会制造新的压力和矛盾，对病情不利。在一个短时间内，仅仅个别诱因，不可能触发抑郁症。疾病既已爆发，病因就不再重要。就好像你用火柴点着爆竹，爆竹已经爆炸，你再追究火柴，无济于事。再如一个女孩病因是失恋，即使男友回心转意，她的病一时也好不了。